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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乐府诗学研究”负责人、河北社科院副研究员

作为唐人乐府诗创作实践指导与经验总结的唐代乐府诗学，既是唐前乐府诗学的总结与发展，又是唐后乐府诗学的重要参照，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学史上继往开来之集大成。结合唐代礼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创作实际，对唐代乐府诗学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并借之探讨唐代乐府诗创作的发展轨迹，既是重要的乐府诗学研究课题，又是独特的乐府诗史描述维度。

唐代乐府诗学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

唐代乐府诗人基本都有自觉的乐府诗学意识，整个社会也有一种浓厚的乐府诗学氛围，故而唐代乐府诗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内容繁复、类型多样，需要系统梳理。

上层建筑的礼乐思想与言论。上层建筑的礼乐思想与言论，既是唐代乐府诗学的构成内容，也是研究唐代郊庙、燕射、鼓吹等歌辞与新声乐府的重要依据。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徐坚等《大唐开元礼》、王泾《大唐郊祀录》、刘贶《太乐令壁记》、杜佑《通典·礼典》《乐典》以及《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等典籍。

乐府诗人的诗学思想与言论。乐府观念、乐府诗创作方法、乐府诗品评鉴赏等诗学内容，在唐人诗作、诗序、书札及其他应用文体中，都有体现。诗作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白居易《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等；诗序如卢照邻《乐府杂诗序》、白居易《新乐府序》、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元稹《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以及元结、皮日休等人系乐府、补乐歌、正乐府序等；书札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另外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白居易《策林》中的《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议文章》《采诗》等应用文体，无不体现了诗人的乐府诗学思想。

乐学典籍的诗学思想与言论。唐人撰著了大量乐学典籍，主要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郗昂（或云王昌龄）《乐府古今题解》、刘餗《乐府古题解》、沈建《乐府广题》等解题类著作，武后《乐书要录》、徐景安《历代乐仪》、刘贶《太乐令壁记》等乐学专著，以及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郑处诲《明皇杂录》、段安节《乐府杂录》等乐类笔记，是了解唐代乐府诗学的重要文献。

唐代乐府诗学理论与创作的内在联系

礼乐文明观念与朝廷乐章创作。朝廷乐章是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宣示政权合法性与维护政权稳定性是其最基本功能，它主要在王朝“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得以产生。从礼乐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唐代的朝廷乐章，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如武后时期郊庙歌辞与前后相比有何不同？盛唐雅乐歌辞在体式、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上有何特点？胡震亨《唐音癸籖·论唐初乐曲散佚》中细述唐代朝会燕射歌辞大量散佚的现象，认为史家难辞其责，其深层原因何在？柳宗元《唐鼓吹铙歌》十二曲反映怎样的礼乐文化思想？等等。

古题乐府诗学与古题乐府创作。初唐四杰及沈宋等人以乐府古题为文学革新工具，在声律探求中寻体式新变，促进了近体格律诗的成熟。李白在充分了解乐府自身传统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和变革乐府经典文本，形成自己独特的“古乐府之学”。韩愈《琴操》组诗吟咏各曲本事，以摹仿古辞阐明道德理想，借诗明道。张籍、王建、李绅、元稹、贯休、齐己等人学习诗骚与汉乐府精神，创作“莫不讽兴当时之事”的古题乐府。可以说，古题乐府至唐而趋鼎盛，不仅留下众多经典，也丰富了乐府诗学理论体系，其诗学观念与创作手法等均在中国乐府诗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新声乐府诗学与新声乐府创作。近体律绝是唐代新声乐府的主要代表，其创作与传播都与乐人关系密切。王士祯说“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多少反映了唐诗创作与传播的基本实情。唐代近体律绝的发展成熟过程及其与宫廷的内在关联，唐诗入乐方式及其反映的歌辞创作生态，唐代入乐作品之题材、体裁、风格及审美趣味方面的特点，等等，都是新声乐府诗学与新声乐府创作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唐代新声乐府代表性人物王维，其歌诗被乐人选取或截取入乐者最多，其原因为何，又反映当时什么样的审美趣味，也值得专门考察。

新题乐府诗学与新题乐府创作。新题乐府是特定诗人群体礼乐文化思想、诗学思想与歌诗创作实践结合的产物，最富诗学意义，可谓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学思想的集大成。杜甫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恢复《诗经》、汉乐府中的写实精神。张籍、王建等人“莫不讽兴当时之事”的古题乐府，也直接对元、白新乐府创作起到开启或先锋作用。及至元、白高举新乐府创作大旗，在不断的诗文唱和与书信往来中，将唐代新乐府创作推向历史顶峰。此外，元结、皮日休等人意在恢复《诗经》与古乐府传统的系乐府、补乐歌与正乐府创作，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新乐府诗歌体系。

唐代乐府诗学的历史影响

乐府诗能作为兼备诸体的特殊诗体被世人接受，关键有三。其一是汉武帝立乐府、作乐歌、定郊祀之礼的文化举措，延续了先秦《诗经》所具有的礼乐文化精神。其二是班固《汉书·礼乐志》与《艺文志》的“乐府”书写与建构所塑造的乐府观念，引发文人对乐府的青睐与追捧，开启了美化与粉饰乐舞表演的先河。其三是唐代的乐府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不仅把乐府诗的源头上溯到诗骚层面，而且以具体理论与实践将这种诗体与朝廷教化和文人事功理想联系起来，使其具备表现事功理想或明道载道的文化内涵与崇高地位，完成了从礼仪到思想的转变。

在唐代得到确认的乐府诗体的这些文化内涵，对后世乐府诗歌理论与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将《文苑英华》《唐文粹》对乐府的收录与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郭茂倩对古乐府的看法和分类基本源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其近代曲辞与新乐府辞两大部类基本以唐人的乐府创作实践为依据，《乐府诗集》编撰实际上是对唐人乐府观念与创作的一个总结。《通志·乐略》《乐书》《文献通考·乐考》《唐音癸签·乐通》《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钝吟杂录》等著作中的乐府理论，历代诗话中的乐府诗批评鉴赏，历代诗评家的乐府诗学理论与诗歌选本，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唐代乐府诗学的影响。

就乐府诗创作而言，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编撰及李白的古题乐府创作实践，为后世的古题乐府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写作范式，引发后世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模拟，杨维桢、李攀龙等人即是如此。但更应注意的是，元稹、白居易等人远法诗骚的新乐府理论与创作实践，确立了乐府诗应具有教化功能和体现事功理想的客观认识，奠定了后世文人乐府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唐人新乐府之于元明清而言，亦已是“古”，故而时人的许多所谓拟古乐府，实乃元白所提倡的新乐府，主要受元白新乐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杨维桢所倡的“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李东阳所倡的“溯流唐代”与“诗必盛唐”，无不如此。